為什么都去學合肥？

一座不靠海、不沿江的中部城市，資源稟賦、科教資源、產業基礎也沒有明顯優勢，為什么能成為國內一眾城市，甚至廣州、南京這樣的發達城市考察學習的對象？

這座城市被譽為“最牛風投城市”，同時也是最勵志城市，建國前還只是一座小縣城，2010~2022年城市GDP規模從2700億元增至1.2萬億元。

它就是合肥。

早在2017年1月，合肥獲批全國第二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數據顯示，在疫情期間的2022年，合肥凈增國家高新技術企業1834家，平均每天誕生5家，總數達6412家；培育國家科技型中小企業8200余家，同比增長近七成；新增國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78家，總數達139家。

合肥為什么行？

以“投”帶“引”打造產業集群

合肥的成功被總結為“合肥模式”，這一模式的核心是通過多元化立體化投融資體系，以投帶引打造產業集群。

2005年，合肥確立“工業立市”的發展戰略。當時，合肥抓住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的機遇，吸引了美的、格力、海爾智家、長虹等一大批知名家電企業。幾年時間，合肥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家電生產基地，形成“合肥制造”的產業集聚和規模優勢。

接下來的故事，更加驚心動魄，也是“合肥模式”形成的關鍵時期。

2008年，合肥拿出三分之一的地方財政收入，引進當時虧損超過10億元的京東方，建設國內首條液晶面板6代線，一舉打破新型顯示器嚴重依賴進口的情況。

▲ 合肥京東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積極引入京東方，是合肥圍繞核心產業配套打造上下游的典型體現。彼時合肥電視產量雖有一定規模，但家電產業因技術含量不高而根基不穩。京東方第6代面板線上的產品應用于彩電，電視行業的需求降低了引入京東方的風險，也為產業疏通了上游環節。

2020年，京東方實現凈利潤50億元。龍頭企業入駐帶來進一步的產業集聚，全球玻璃基板龍頭美國康寧也在合肥布局最新一代產線。

京東方之后，合肥又以類似手法創立了長鑫存儲，吸引了蔚來汽車。

2016年，合肥產投與兆易創合作啟動總投資1500億元的長鑫存儲內存芯片自主制造項目，短短幾年時間即實現突破，2019年對外宣布8Gb顆粒的國產DDR4內存量產。

蔚來則為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奠定了基礎。

2020年，合肥建投聯手三級國資平臺籌資70億元投資蔚來。此前蔚來已經瀕臨破產，蔚來創始人李斌四處融資，走了18個城市都沒著落，合肥是第19個。在合肥的支持下，蔚來逐漸走出逆境，股價一路上漲，汽車銷量也不斷創下新高。此后，比亞迪、大眾等龍頭及配套企業也先后入駐合肥，合肥開始與上海、深圳、西安等城市爭奪“新能源汽車之都”。

▲ 蔚來汽車生產線

合肥通過一次投資，引一個龍頭，帶一串鏈條，興一片產業。

“合肥模式”以合肥建投集團、合肥產投集團、合肥興泰控股三大國資平臺公司為投資“操盤手”，抓住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點，瞄準產業發展方向和國家政策導向，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其中，合肥建投重點投向新能源汽車、現代旅游、交通等；合肥產投專注引領產業高質量發展，促進國有資本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合肥興泰打造地方金融控股平臺。

在“合肥模式”的助力推動下，合肥逐漸形成“芯屏汽合”（芯片、新型顯示、智能電動汽車、人工智能和制造業融合）、“急終生智”（安全應急產業、家電及智能終端、生物醫藥和大健康、人工智能）等重點產業鏈。

一整套國資退出機制

“合肥模式”下的幾次重大投資，一定程度上是在“冒險”，也考驗著當地的投資眼光。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虞愛華曾在央視《對話》欄目中回應說：“合肥不是‘風投’是‘產投’，不是‘賭博’是‘拼搏’。賭博是有今天沒明天，拼搏是抓今天贏明天；賭博靠的是手氣，拼搏靠的是手藝。”

多年來，合肥主政領導“一任接著一任干，一張藍圖繪到底”，保持產業戰略定力；橫向看，統籌全市“一盤棋”，從投資決策到服務推進，各級各部門各類主體形成合力。

《廣州日報》記錄了一個細節，幾年前合肥建投接洽一個引進項目，對方一直在合肥和另一城市間猶豫。合肥建投黨委書記、董事長李宏卓問對方老板，“你有沒有發現，我們之間談項目談得很細，怎么投、投多少、投完怎么辦，甚至怎么運作，很多問題爭論得很激烈。那個城市有沒有這樣？”對方說那邊態度很好，但沒有拿出很詳細的投資方案協議，說是“合肥給N個政策，我就給你N+1。”最終該項目選擇落地合肥。

同時，“合肥模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國資退出機制：引進項目—國資投入引領—項目落地—股權退出—循環支持新項目發展。

一般在項目之初，就會預留國有資本安全退出通道，政府產業投資基金形成的基金份額或股權達到投資年限或約定退出條件時，依法依規通過上市、股權轉讓、企業回購及清算、份額退出等市場化方式安全退出。

以投資京東方為例，合肥鑫城（合肥市屬國企）與合肥藍科（合肥市屬國企）于2009年以每股2.4元價格參與京東方A定增，均認購6.25億股新增股份力挺京東方A的合肥6代線項目；2010年，另一家合肥企業合肥融科（合肥市屬國企）以每股3.03元參與京東方A定增，增資用于投資建設8.5代線項目。而后，這三家合肥國企通過在二級市場減持京東方A的股票，實現資本退出，收益近200億元。

人也是關鍵變量。據報道，合肥市投促局的所有干部，包括掛職干部，都要干一件事，就是研究透徹一個產業。該局有一本250頁的《合肥2023重點產業招商指南》，書是該局工作人員編寫的，涵蓋合肥市重點發展的16條戰略新興產業鏈。比如指南將集成電路又細分為汽車半導體等4個產業，詳細分析其產業趨勢、市場布局、產業政策，并列出產業鏈全景圖、目標企業和招商對接平臺等。

一位將企業落戶合肥的企業家告訴媒體，“合肥從上到下的市直部門負責人在產業發展過程中都非常注重學習，通過學習沉淀形成對產業的深刻理解。隨著與產業資深人士、專家頻繁溝通學習，在不斷看項目、研究產業項目過程中，合肥的政府官員都成為了產業專家，有時候對產業趨勢判斷比我們還精準。”

▲ 合肥產投集團

目前，“合肥模式”也在不斷進化。

2022年3月，合肥市高質量發展引導基金成立，注冊資本200億元。合肥構建起“政府引導母基金+天使/科創/種子基金+市場化基金”的國有“基金叢林”。

合肥基金投資容錯機制也在突破。合肥相關部門負責人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投資就有風險，但是我們會根據不同基金類型和投資項目類型，給予不同的容錯機制，即允許一定比例的投資失敗。”但容錯是有前提的：前期基金管理人必須對投資項目進行充分盡調，在后續履行出資人責任和投資過程中要全力盡職履責，并對項目運行跟蹤及時到位。項目仍因客觀原因出現風險可以免責。

東亞前海證券研報認為，“合肥模式”的成功與政府引導基金主導、多層次政策錯位扶持密不可分。市場化的投資基金僅關注單個項目的回報率，并不關注項目的溢出效應。而政府引導基金結合政府對企業的扶持政策，能夠從更高層次統籌基金回報率、稅收、就業、城市長期增長等多維度發展目標，從而實現多贏。

秦創原總平臺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