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溫彬：利率市場化推動銀行業轉型

原標題：經濟學人溫彬：利率市場化推動銀行業二次轉型

溫彬認為，中國銀行業經歷了快速發展的黃金十年，但銀行業憑借資產規模擴張就能盈利的時代已經結束。未來十年，建立多層次、差異化、錯位競爭的銀行體系，滿足不同類別客戶需要，是中國銀行業“二次轉型”的方向。

　其認為，“二次轉型”的方向是多層次、差異化、錯位競爭的銀行體系，滿足不同類別客戶需要

　　■ 核心觀點

當前深化金融領域改革的核心要素是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互聯網金融的興起為金融業發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對中國銀行業來說，發展的機遇和挑戰并存，加快“二次轉型”已時不我待。

大型銀行應向綜合金融集團邁進；股份制商業銀行建設專業銀行，提升比較優勢；小型銀行做精做細社區銀行業務。中國需要多層次、差異化、錯位競爭的銀行體系，以滿足不同類別客戶發展的需要，這是銀行業“二次轉型”的方向。

　　中國銀行業告別黃金時代

新京報：你最近主要關注什么？

溫彬：就金融領域而言，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利率市場化改革。這不僅給銀行業的發展轉型帶來挑戰，而且對宏觀經濟也會造成不確定性。十六屆三中全會開啟了過去十年的金融業改革，這一輪改革的核心是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銀行業紛紛股改上市，中國銀行業迎來了快速發展的黃金十年。

新京報：中國銀行業的黃金十年原因何在？你怎么評價中國銀行業的業績？

溫彬：這首先得益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為銀行業快速增長創造了條件；其次，股份制改革使商業銀行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風險管理水平也顯著提高。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我國銀行業高盈利能力主要來自兩個途徑:一是規模擴張。截至2013年末，中國銀行業總資產規模達到151萬億元，較2003年末增長了4.39倍；二是穩定的凈利差。由于存在利率管制，銀行業的平均凈利差多年來保持在3%左右。

新京報：那你如何看待未來十年銀行業的發展？

溫彬：對中國銀行業來說，未來十年是充滿競爭和挑戰的十年。一是，我國經濟增速已從高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隨著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以及新資本協議對銀行業資本充足率和杠桿率監管要求的提高，銀行業憑借資產規模擴張就能盈利的時代已經結束。

二是，自2003年商業銀行股改以來，中國銀行業尚未經歷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目前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已經連續9個季度反彈，如何防范和化解信用風險對所有銀行都是一個現實而嚴峻的考驗。

三是，利率市場化以及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對商業銀行的傳統盈利模式帶來挑戰，國有銀行與民營銀行、傳統金融與新金融之間的競爭會更加激烈，迫切要求中國銀行業進行“二次轉型”。

　　借鑒美國經驗，明確“二次轉型”方向

新京報：今年兩會的時候，央行行長周小川說，大概一兩年，就能完成利率市場化。你覺得銀行都準備好了嗎？

溫彬：我國利率市場化已走過了18年，僅剩取消存款利率上限這最后一步。利率市場化是中國經濟金融轉型的核心要素之一，不能因為銀行沒有準備好而放慢腳步，銀行經營戰略和行為的轉變是倒逼出來的。

近幾年，大多數銀行的董事會和管理層非常重視利率市場化的應對工作。但是，我國正在進行的利率市場化比歐美和日本當前的情況更加復雜，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遇上了互聯網金融，它作為一個攪局者實際上起了一個加速器的作用。我國銀行業不僅要面對發達國家當年“金融脫媒”的挑戰，更要面對當今“技術脫媒”的挑戰。

新京報：能否具體介紹一下美、日等發達國家銀行業應對利率市場化的經驗？

溫彬：美國和日本基本上都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進行利率市場化，總的來看，美國銀行業應對比較成功，而日本則留下不少教訓。

美國銀行業在應對利率市場化時主要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資產負債表重構。“金融脫媒”使銀行中介作用下降，銀行通過發行金融創新產品增加主動負債比重， 盡管資金成本有所上升，但通過增加中小企業貸款、住房按揭貸款、信用卡貸款、消費貸款等具備議價能力的貸款比重，仍保證了一定的利差水平。

二是大力發展表外業務。當時《巴塞爾協議I》還未出臺，銀行通過金融創新和表外業務擴張，如信用承諾、金融衍生品交易等有效地對沖了利率市場化對表內業務的影響。

三是積極開展混業經營，發展投資銀行、保險等業務，這為商業銀行開辟了新的盈利空間。

可以說，美國銀行業應對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也是美國金融監管不斷放松、金融創新快速發展的階段。

新京報：那日本呢？

溫彬：當時，日本也出現了“金融脫媒”，不過僅體現在大企業貸款的“脫媒”，而日本國民偏愛儲蓄的習慣使銀行的負債并未受到資本市場發展的影響。源源不斷的儲蓄使日本銀行業資產負債表急速擴張，銀行在加大對中小企業貸款投放的同時，在土地和房地產貸款方面的規模越來越大。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銀行業資產規模超過歐美位居世界前列，但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日本銀行業也從此一蹶不振。

新京報：我們有哪些經驗可以借鑒？

溫彬：距離歐美發達國家利率市場化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經濟基礎、監管規則、技術革命等已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當時發展表外業務就沒有太多限制，但目前《巴塞爾協議III》就通過杠桿率等指標約束了銀行業表外業務的擴張。不過，對當前中國銀行業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比如：發展存單（CD）提高銀行主動負債能力應對存款分流。去年末我國部分試點銀行開始在銀行間市場發行同業存單（NCD），預計今年將進一步擴大到對企業和居民發行。又比如：前幾年大銀行給中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都不高，隨著大企業更多地利用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大銀行對中小企業融資開始由“要我貸” 向“我要貸”轉變。

雖然我國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但已有不少大銀行擁有了證券、保險、基金、租賃甚至信托等牌照，綜合經營以及大資管都為銀行改善業務結構、提高盈利水平創造了條件。

新京報：面對利率市場化，你認為商業銀行應該如何進行二次轉型？

溫彬：目前，大、中、小各類規模的銀行都提出發展中小企業，認為可以通過提高中小企業貸款定價來應對資金成本上升造成的凈息差減少的壓力。這種客戶結構調整一邊倒的轉型思路與利率市場化的要求背道而馳。

我認為，大型銀行應向綜合金融集團邁進，走“綜合化、多元化和國際化”發展道路，更多服務中國企業走出去，將來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具有更大空間。股份制商業銀行建設以某一項業務為特長的專業銀行，比如私人銀行、小微信貸、資金交易等業務，提升比較優勢。小型銀行可憑借靈活機動和社區信息優勢，做精做細社區銀行業務。中國需要多層次、差異化、錯位競爭的銀行體系，以滿足不同類別客戶發展的需要，這是銀行業“二次轉型”的方向。

　　互聯網金融加速利率市場化

新京報：你剛才提到，中國的利率市場化遭遇互聯網金融，變得更加復雜，是不是說互聯網金融加快了利率市場化的進程？

溫彬：在我國，由于股市長期低迷，資本市場發展對銀行“脫媒”的沖擊相對漸進和緩和。而當利率市場化遇上互聯網金融，其影響呈現加速度。

目前，對互聯網金融擁護和質疑的聲音都很大，究竟是先發展再規范還是在規范中發展應取決于互聯網嫁接的對象。互聯網其實更像是一個渠道，在“渠道為王” 的時代，互聯網就具有了超強的能力。它可以和不同的行業和領域進行嫁接，于是便出現了互聯網金融、互聯網房地產、互聯網旅游等等。因此，除需要對互聯網本身的規范外，對于與之嫁接的對象自然也要接受相關行業的規則。

新京報：之前關于“余額寶”也有一場大論戰，說是銀行的“吸血鬼”，不僅沒有任何創新，反而推高了社會融資成本，你怎么看？

溫彬：互聯網理財產品的高收益正是放松利率管制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必然結果。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對銀行最顯著的沖擊是導致銀行活期存款加速市場化定價。

最近三年，企業和居民活期存款占一般存款的比重從50%下降到37%。照此速度，每年大概有2萬億元活期存款轉向高收益的理財產品，銀行為此要多支付上千億元的資金成本。

新京報：那你是否也贊成對余額寶等產品征收存款準備金？

溫彬：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支持者認為，對余額寶征收法定存款準備金是商業銀行“綁架”央行的自救行為。其實，從理財產品發行門檻看，銀行理財起點必須是5萬元，而互聯網理財1元錢就行，這既限制了銀行理財發展空間，又使銀行背負了“嫌貧愛富”的壞名聲。我贊成央行統計司司長盛松成的意見，出于貨幣政策調控的目的，應針對商業銀行的同業存款征收法定存款準備金，而不是針對貨幣市場基金或余額寶征收。

客觀上講，一旦開征，勢必會使互聯網理財產品收益率下降，從而使其吸引力下降，但互聯網理財產品的未來走勢會因屬性不同而分化：對余額寶來說，因為它綁定的是支付寶，因此隨著支付寶客戶數量的增加和交易保證金的增長，余額寶還有發展空間，但對于那些單純靠高收益吸引客戶的互聯網理財產品來說，未來生存空間會越來越窄。

　　利率市場化還有三道關

新京報：你會不會覺得利率市場化過快了，特別是互聯網金融以來，銀行好像有點招架不住？

溫彬：的確，當利率市場化遇上互聯網金融，使銀行業競爭格局更復雜，銀行不僅要應對資本市場發展的挑戰，更要應對互聯網新金融模式的挑戰，后者對銀行來說更加陌生且不易駕馭。

新京報：所以說取消存款利率管制很容易，但與利率市場化相適應的配套制度還并不完善。

溫彬：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容易，但要真正建立一套適應利率市場化的宏觀調控機制、商業銀行定價機制、利率風險管理機制還需要過三道關：

一是，建立以央行調控基準利率為基礎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整體來看，債券市場和資本市場以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為定價參考產品的廣度和深度還有待提高。

二是，提高銀行定價能力。利率市場化對商業銀行最直接的挑戰是對貸款定價的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的考驗。目前，大多數銀行還做不到分客戶、分產品的定價，還未達到精細化管理的程度。

三是，發展規避利率風險的衍生品市場。與利率市場化相伴，銀行的利率風險凸顯，必須加快建立和完善規避利率風險的人民幣衍生品市場，為金融機構和企業提供利率掉期、遠期利率協議、利率期權、利率期貨等利率風險管理工具。

此外，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和破產退出制度也是實現利率市場化的重要基礎。

　　不良貸款上升是更主要風險

新京報：在貸款定價能力方面，原先就扎根于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是不是更具優勢？

溫彬：利率市場化其實是考驗銀行的風險偏好、風險管理和識別能力，而貸款定價就是這種能力的集中體現。長期以來，大銀行習慣做信譽良好、有擔保抵押的大客戶，而中小銀行大多定位在服務中型和小微企業，利率市場化自然給了中小銀行進一步做深做透中小微企業的空間。

新京報：但為什么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出問題的倒閉的都是中小銀行？

溫彬：通常，大家把美國利率市場化期間有上千家金融機構（主要是儲蓄貸款協會等中小金融機構）倒閉看做是中小銀行不能適應利率市場化挑戰的證據。這種看法并不全面、客觀。出現上述現象主要是上世紀60-70年代，儲蓄貸款協會發放了大量的低息、固定利率且長期（一般為30年）的住房貸款，而80年代利率市場化使銀行的負債成本快速上升，最終導致儲蓄貸款協會經營虧損、破產倒閉。

我國中小銀行發放貸款的期限較短，且基本是浮動利率的貸款，負債成本提高是可以通過提高信貸客戶的風險溢價進行對沖的。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引起潛在的不良貸款上升可能是當前應對利率市場化更主要的風險。

　　■ 人物

　　溫彬工作之余和學生一起交流

溫彬1998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畢業，分配到中國銀行公司業務部從事了6年的銀行信貸和客戶營銷工作。出于對研究工作的喜愛， 申請從銀行實務部門轉到國際金融研究所做宏觀經濟金融研究，期間還先后負責過《國際金融研究》雜志編輯出版和銀行戰略管理的工作。多種工作性質和職能的轉換，使他對銀行業務和實體經濟運行有著深刻的理解。

目前他還是中央財經大學和對外經貿大學的兼職教授，每年要指導幾名研究生的論文，繁忙工作之余定期和學生們就選題、觀點、數據分析進行交流。

溫彬認為，雖然理論源于實踐，但一味關注市場的潮汐變換，時間久了，思維也會枯竭，和學生們一起學習理論、做點學術研究，有助于理論和實際很好地結合，從市場分析中發現問題，在理論學習中思考升華，不斷豐富和完善自己的研究邏輯和框架，提高市場分析的科學性和前瞻性。

他認為，市場機構研究的核心工作之一是對宏觀經濟金融數據做預測，預測無常勝將軍，分析師即使有好的研究邏輯和框架，也要敬畏市場的力量。

　　【同題問答】

Q：對2014年的經濟、社會運行，你最大的擔憂是什么？

A：最大擔憂是地方政府和企業部門債務可持續性問題。由于經濟下行、投資效率下降等原因，不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企業經營現金流不能正常還本付息，只有依靠籌資現金流進行“還舊借新”，融資成本的上升又會加劇債務負擔，一旦出現流動性問題就會迅速導致信用風險。

Q：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300多項改革中，你最關注哪一項？

A：作為一名金融工作者，我最關注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方向，過去十年，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機制大大加強，但金融要素價格的管制不利于商業銀行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也不利于發揮金融杠桿在優化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Q：評論認為，未來兩年是上述改革推進的重要窗口期，你認為兩年內，最有希望改變現狀的一項改革是什么？

A：簡政放權，打破行業壟斷，給民營經濟松綁，通過發展混合經濟增強市場活力。

Q：未來10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最具有投資前景？

A：2025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將突破3億，養老產業將迎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

Q：對于中國的諸多經濟學家，你最為尊敬的是哪一位？

A：南開大學楊敬年教授，今年106歲，1948年獲得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對我國發展經濟學學科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是我在南開大學讀碩士期間的導師之一，我的學長孟憲剛先生曾著有《天地智者——解讀南開大學百歲教授楊敬年》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