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負債不會誘發危機

原標題：中國高負債不會誘發危機

高企的債務會吞噬一個公司的營業收入和利潤，對于一個國家也是如此。雖然中國的GDP增長很快，但是在總債務占GDP比率不斷攀升的情況下，GDP中的相當一部分流進了債務黑洞。然而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地方融資平臺債務、國企負債和房地產泡沫不會引發債務危機，因為中國債券總體上是可投資的債券，多數投向了基礎設施等項目，這些項目是有利于經濟長遠發展的，而美國的債券累積大多數都用于消費，是難以持續的。

中國的債務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

渣打銀行最新的一份報告似乎想要印證這個觀點。報告稱：中國總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在今年6月底達到251%，遠高于2008年底的147%。相比之下，美國在去年底的總債務與GDP之比約為260%，英國為277%。按照渣打銀行的計算，日本以415%的比率領跑全球。

與此同時，今年6月宏觀數據顯示，中國社會融資規模高達1.97萬億元。這一數據比上月增加了567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370億元，占上半年10.57萬億元社會融資規模的18.6%。一度遭到“嚴打”的影子銀行似乎有了“抬頭”之勢。

“與債務的絕對值水平相比，如此快速的債務積聚更令人擔憂，因為其他經濟體的經驗顯示，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債務如此迅猛地增加，幾乎總會有金融風暴接踵而至。”渣打銀行拋出了一個危言聳聽的觀點。

未富先“負”？在一些歐美經濟學家看來，按照新興市場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目前的債務水平已經很高，其他幾個債務比率較高的經濟體都是高收入經濟體。換句話說，中國在富起來之前就已經負債累累了。

事實是不是這樣？該如何評估當前的中國債務？中國是否會出現與歐洲類似的債務危機？

規模增長過快

中國的債務規模究竟有多少？

根據國家審計署去年底發布的報告：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約20.7萬億元，相比2012年底，2013年6月底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增長了8.57%，其中地方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增長了13.06%。

“這個數字很可能被低估了。”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寧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國債務的規模可能在25萬億元-30萬億元。”

盡管債務規模可能被低估，但在朱寧看來：“中國的債務規模仍在可控范圍內，需要擔心的是過快的增長速度。”

要了解增長速度有多快，首先要回答中國債務的構成情況。根據利得中國財富管理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政府債務風險初探》報告：在中國政府債務中，中央債務約占41%，地方債務約占59%。從債務資金的來源看，中央債務主要是發行國債，地方債務主要由銀行貸款、BT（建設-移交）和發行債券構成。其中，銀行貸款占到總債務的一半以上。

“因此，中國政府債務的增長主要來自于地方政府債務增長。”利得中國財富管理研究院研究員王瑋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分析。

有這樣一組數據：美國2003年－2007年的債務擴張幅度占GDP的比重約為24％；日本1986年－1990年擴張了13％；韓國1994年－1998年擴張了33％；而中國在2009年－2014年則增長了43％。

“盡管中國的債務水平比較低，但是增長速度非常快。”朱寧認為，“政府債務將是未來最大的問題。”

標準有待區分

之前一組數據還有另一層深意：美國、日本和韓國在經歷了債務5年高速增長之后，都出現了危機。中國是否會遭遇類似的情況？又或是爆發一場類似南歐少數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

“中國債務情況評判不適用歐美標準，中國屬于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債務形成中有一些特殊之處。”朱寧告訴記者。

根據IMF和世界銀行等權威機構研究，通常認為，當一個國家負債率在60%以下、赤字率在3%以下時, 財政具有可持續性,不需要過于擔心政府債務問題。中國審計署的數據顯示：2012年底,中國全部政府性債務占GDP的比例,經或有債務調整后只有39.43%,低于國際通常使用的60%的負債率控制標準參考值。

錦宏中國價值基金總經理徐之騫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打了個形象的比喻：“如果把國內政府看作一個企業,那么，債務就好比企業的資產負債。中國政府與歐美國家不同,擁有大量資產,比如，國有土地的所有權和大量的國有企業；而且我們的發展歷史短,債務累積時間也不長。”

“中國的債務人主要是企業，而不是政府或私人消費者。”徐之騫進一步分析，“中國企業在大肆借貸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存款，并通過銀行和影子銀行來周轉資金，將錢借給其他公司。這雖然造成金融脫離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不利于經濟發展，但這主要是由于金融體系相對不發達，是企業實體替代了部分金融機構的職能。因此，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過度負債’。”

更重要的是，借債用途不同。在徐之騫看來，與成熟企業相比，成長型企業的負債率往往要高一些，主要用于擴大產能。中國的借債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投資，最壞的結果可能是收獲了一些華而不實的東西以及產能過剩，而歐美舉債則是大肆用于消費。

“事實上，中國的債務結構正在發生著變化。”徐之騫分析。6月發布的金融統計數據印證了徐之騫的看法——上半年信貸增長較快，同時信貸結構也有明顯改善。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表示，結構改善主要體現在5個增長和1個回落上，即西部地區貸款增速高于東部和中部地區，企業中長期貸款加速增長，小微企業貸款較快增長，涉農貸款余額增長，關系國計民生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貸款余額同比增長。在這“五個增長”之外，產能過剩行業的中長期貸款增速回落。

“5個增長和1個回落”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經過持續不斷的信貸結構調整，特別是上半年采取定向調控后，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如棚戶區改造、高鐵投資等）在政策傾斜和扶持下，獲得了更多資金支持，并在提供就業、增加收入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而產能過剩行業的信貸資金投放，則開始逐步減少。

違約誘發危機？

那么，中國是否會發生系統性違約風險，進而引發一場債務危機？

“相比其他主要經濟體，中國財政是惟一處于安全區的經濟體。”王瑋分析，“中國政府債務風險主要是流動性風險，即延期的風險，且各地區風險差別較大，不太會發生歐洲債務危機一樣的系統性風險。”

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確定的債務率控制標準（參考值為90％－150％）來看，中國的債務率處于IMF確定的債務率控制標準參考值范圍之內。債務率是年末債務余額與當年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是衡量債務規模大小的指標。

國家審計署數據顯示：截至2012 年底，全國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為105.66％。若將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按照19.13％、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按照14.64％的比率折算，總債務率為113.41％。

從未來償債年度看：2013年7月至12月、2014年到期需償還的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分別占22.92％和21.89％，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分別占17.06％、11.58％和7.79％，2018年及以后到期需償還的占18.76％。

“2014年是償債的高峰期，未來3年逐年減少。”王瑋指出，“中國的債務問題離系統性債務違約的高風險期還比較遠，但部分地方債務的確存在較高的違約風險。”

在朱寧看來：“中國快速增長的債務仍是未來最大問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必然趨勢，市場融資渠道越來越少，融資成本進一步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債務存在隱性擔保，但是政府愿意承擔多少是一個疑問。一旦突破了隱性擔保的上限，勢必會出現違約。”

“觸發危機可能性最大的產品包括債務、信托等各類理財產品和貨幣基金。”朱寧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主要以貸款和信托為載體，平均期限是3年左右，但中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還款周期一般在10年以上。如果沒有一個地方債的市場來替代這些短期融資，這一期限錯配難以解決。”

根據利得中國財富管理研究院的報告：債務加權到期時間超過3年的有5個省，期限最長的是海南省，約4.27年。最短是內蒙古，只有2.15年。意味著同樣的債務水平下，內蒙古的流動性壓力是海南省的2倍。

“債務負擔較高的地區既有上海、北京等發達地區，也有云南、四川等西部欠發達地區。”王瑋告訴記者，“政府債務負擔較輕的地區有新疆、河南、寧夏、黑龍江等地區。”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以前地方政府不能自行發債，因而更多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和其他政府相關實體等發行人間接發行債務。王瑋透露：“未來，隨著中央逐步放開地方自發自還政府債券，地方融資平臺將會逐步被市政債替代，政信類產品發行量將會逐漸減少，其稀缺性將會顯現。”

破解債務困局

無論是否已經度過了債務違約高峰期，中國的債務困局已然存在，亟待破解。

在朱寧看來：“利率市場化是最佳的解決途徑。”

利率市場化從本質上來說，改變的是央行貨幣政策的傳導方式，但是，它又作為一項特別的改革措施被專家反復提及。

朱寧認為：“利率市場化有非常積極的意義，所有的融資企業都是在交易所或者銀行間市場進行融資，能否獲得青睞取決于在市場的決定。除此之外，應該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并允許破產、倒閉以及債務違約。”

為此，朱寧正在撰寫一本新書，預計在8月底前完成。他告訴記者：“這本書關注‘剛性兌付’，先期在美國發行。我的很多美國朋友對中國的政府債務和‘剛性兌付’非常感興趣。”

與此同時，朱寧進一步闡述了“增量與存量”的辯證理論，在他看來，“一方面，要嚴控債務增量，要求政府保持平常心，杜絕大規模刺激，執行總量穩定的貨幣政策。現在真正的投資性融資需求并沒有那么強，但債務滾動以及政府行政指令帶來的無效融資需求越來越大。”

這一點可以從貨幣乘數的變化上看出端倪，現在貨幣乘數維持在4.3左右的高位。如果貨幣寬松，必然會導致信用擴張，進一步推高杠桿。

“在此基礎上，加大力度消化存量才是根本出路，也就是說，必須堵上吞噬信貸資源的‘黑洞’，激活微觀主體的利潤創造。”朱寧所說的“黑洞”，是那些積累了龐大債務卻又無力盈利的僵尸企業，它們只能依靠借“新”還“舊”來維持生存。

經常與企業打交道的徐之騫告訴記者，要清理這些僵尸企業，就必須打破剛性兌付的神話，減少僵尸企業對信用的占用。這個過程中，為了防范系統金融風險，可以由中央加杠桿承接由此帶來的需求缺口，維持經濟平穩運行。

王偉認為：“對于不斷高企的中國政府債務，一方面，可以通過降低債務總額，比如傳統政府舉債刺激經濟的方式逐步減少，轉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簡政放權、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激活企業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債務利息，比如地方債自發自還試點的推廣，不僅可以控制地方非標債務的風險，還可以降低政府的融資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