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考20年，難舍的“安全感”

原標題：國考20年，難舍的“安全感”

經濟觀察報記者 曾建中 李鳳桃 張婷

原來的公務員同事遇到朱學東時，還會惋惜當時他的“離開”。

朱學東在1994年參加了第一次國家公務員考試（簡稱“國考”），成為當時新聞出版署的“國家干部”，又在2000年辭職，是為“離開”。

有人退場，有人進場，國考報考熱一年勝似一年。從1994年4400名報考者（參加1995年度國考）、招錄462人，到2014年報名者152萬、招錄近2萬人，20年間，其中報考人數增長超過300倍。

如果152萬報名者全部是應屆畢業生，那么也就意味著每5個畢業生中就有1個報名參加今年的國考。在職業多元化的時代，公務員的待遇等條件并非“獨好”，但在擁泵看來，它勝在穩定、有保障，是一份有更多安全感的職業，值得他們去奮斗和堅守。

公務員“凡進必考”

“當時考公務員是為了離開大興黃村，當初的大興黃村和現在不太一樣，那是北京的化外之地。”1994年時，朱學東27歲，是北京印刷學院的講師。學院所在地黃村，與北京市區只有兩路公交往返，其中一路晚上6點即停開。因實屬偏僻，他每月還能獲得學院發放的15元左右的“郊區補貼”。

朱學東以“報紙到大興也得晚一天”來形容這里的閉塞，精神文化生活匱乏。所幸在1994年，通過同學介紹，朱學東從北京印刷學院被借調到它的上級機關新聞出版署工作。按照慣例，他可能留在這個機關或轉調到其他下屬單位。

恰在這一年，根據中央要求，中央國家機關副處以下干部的選調，要試行統一公開面向社會的招考，不許再以借調的名義曲線調入。朱學東形容自己“中了頭彩”。

在1993年8月，國務院即已頒布《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確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都要建立和推行公務員制度。1994年，當時的人事部下發《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凡進必考”成為錄用原則，國家公務員錄用制度正式建立。“推薦、遞條子、介紹、轉入”的模式得以改變。

朱學東最終決定參加這次國考，最大的動力是離開黃村，另一重要因素還在于他認為新聞出版署未來有可能分房，“當時（我）已經開始談婚論嫁了，需要房子。”

1994年8月，包括新聞出版署、國務院辦公廳、建設部在內的近30個中央國家行政機關的公務員正式招考，成為國考開端。考試內容分為筆試與面試。

朱學東記得“筆試題目很簡單，但量很大”。最終他通過了筆試和面試，在1995年年底正式調入新聞出版署，成為報紙司的一員。

他記不太清那年有多少人考進了新聞出版署，但知道那是新聞出版署組建以來，第一次批量招考進了一批大學畢業生，不乏很多年輕人，“毫不夸張地說，當年我們這批人的素質，絕對是一流的。如今留在機關的人，大多已是棟梁干才。”

朱學東說自己那批人在機關比較受歡迎，年輕、受過良好教育，工作也努力。那時的他“混得說不上好，但領導信任，同事關心，自己努力”，所以“羨慕的人還是蠻多的”。但在2000年，朱學東還是決定辭職。在他之前，已先后有兩個一同考進的同事辭職，當會計師或進入國企。

辭職的緣由中，更多是他自己的興趣一直不在這個地方，在新聞出版署已工作6年（加上借調時間），他知道“機會”在什么地方，“所有機關都一樣，能看到自己接下來幾年的樣子。”

離開時他已是新聞出版署副署長的秘書，但他覺得這幾年收獲很小。在知曉他要辭職時，朱學東有兩位關系很好的朋友建議他別走，其中一位從事半導體銷售與管理的金領朋友還承諾每月給他5000元作為補助，但不會找他辦事，不是賄賂，就是希望他能繼續留下來，這樣自己的朋友能在各行各業發展。

朱學東婉拒了朋友的好意，選擇辭職，經營自己的傳媒事業。

報考者“穩定”增長

讓中途“退場者”朱學東沒想到的是，自己辭職后不久，即是公務員考試火爆的開始，越來越多的人正謀求“進場”。就此現象，曾有朋友問他是否后悔辭職，“誰誰都是司長、副司長了。”

朱學東說：不后悔。他發現，和自己當初一起參加公務員考試的大多數人的目的相對簡單，而這些年的參考者“欲望非常明確，我要求一個安穩、安逸有保障的生活，比任何時候都明確。”

公開數據顯示，從第一次國考到2001年，參加國考的人相對穩定，報考總人數不足5萬。但2002年報考人數超過前幾年的總和。

這一年，正值大三的李輝決定報考公務員。這個決定也是他所在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里絕大多數畢業生的選擇，因為在這個與政治密切關聯的高校，國家機關是他們認為最理所當然、也是最好的選擇。

李輝報考了2002年中央組織部的某公務員職位，雖然成績突出，但因為各種原因并沒有被錄取。但他留有后手。他在國考的同時參與了北京市的公務員資格考試，并順利通過。恰好，北京市東城區某機關正在招聘科員，雖然不是核心部門，李輝認為好歹是一個正式的政府機關單位，最終應聘成功。

2005年，《公務員法》出臺，“凡進必考”的公務員制度被強化，公務員職位也相應增加。這年的國考報考人數為31萬，相比前一年的18.2萬增加近一倍。而這之后，國考報考人數每年遞增。

姜力是2008年80萬報考人之一。但他未能被錄取，于是轉而參加江西的省級公務員考試，填報了某市轄區檢察院的職位。對他來說，公務員只是就業的一個選擇而已，學法律的他當時已進入南昌市某律師事務所實習，準備成為一名律師。2個月后，他離開律師事務所，成為某大型銀行的法務人員。此時他通過上述職位的面試，體檢、政審通過后，就可以成為一名公務員。

當時他很猶豫。一邊是省會、大型銀行，另一邊是小市、基層檢察院，前者若能轉為正式合同工，職業發展前景光明，后者由于缺乏了解，前景如何尚難預料。

后來，親朋好友給出了共同意見：公務員工作穩定，比市場化銀行更有保障。姜力聽從了這一意見成為了一名檢察官。

到2011年，國考報考人數達140多萬人，報錄比例為59:1。洪杰是這一年90余萬參考人的“剛需者”之一。在大學畢業前，他就計劃著一定要考公務員，因為“穩定”。

從2009年畢業到2011年下半年，洪杰已先后參加了七八次公務員的考試，包括江西省省考、廣州及深圳市的公務員考試，還有廣東省省考，“有好幾次我是進入了面試。”

洪杰說自己“有點追求”，報考的都是好單位，諸如稅務局、市直機關等，只招一兩人。最后他通過省考考上了江西省某沿長江城市的市直機關單位。工作不久，他想有更好的發展，在2011年年底報名參加了2012年的國考，職位是上海某口岸單位的職員。這一職位招五六十人，報錄比是三百比一。“工作內容、工作性質、工作方式都不懂，不了解，就是要考上。”他最終成功了。

洪杰說，除了自己發展的考慮，妻子不愿意在小城市生活，也給自己一定的壓力，考上上海的公務員，既可以一起去上海，還有個“鐵飯碗”。

不愿放棄“安全感”

成為新聞出版署的公務員后，朱學東每月工資400多元，5年后離開時，工資在1000元左右，待遇并不算好，但他在辭職前趕上了福利分房，一套不到70平方米的小兩居，地處地段不錯的東直門。

分房時，正值公房改革開始，朱學東以1平方米1000元左右的價格買下了這座房子。2009年，他以1平方米2萬元左右的價格將此房出售。

朱學東曾說，離開公務員崗位后，他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寫那些公文總結，他重新拿起了自己的筆，學會了用自己的文字表達自己的立場。“這感覺，就像魚兒歸了大海。”朱學東說。仍在體制內的李輝等人卻似乎沒有這種感覺。目前為止，他們都沒有享受到福利分房的待遇。洪杰說，大致在八九年前，自己的單位還能集資建房，有一個住宅小區。這些房子當時價格1平方米三四千元，現已漲到兩萬多元，“所以后面的人就不平衡嘛，但也沒辦法，我們只能在下面抱怨兩句。現在每個單位都是這樣的，拿到就是拿到，沒拿到就是沒拿到。”

沒有分房之外，工資不高且工作量大，也讓他們有所怨言。洪杰每月拿到手的工資為五六千元，期間加薪一次五六百元，“我不太出門、不太逛街，基本都是網購選便宜的東西。”

已工作12年的李輝還記得入職第一年的月工資是1080元，此外能享受大型節假日幾百到1千元不等的補貼，以及約1萬元的年終獎金。在2009年，李輝享受副科級別待遇，月工資達到3千元。現在他的月收入在4900元左右，這里面包括近年來公務員的節日補貼和年終獎金。

在一家國有保險公司上班的同學的年收入已是他的七八倍，他感覺到了落差，因他也曾被這家公司錄用，但選擇了當公務員。李輝在2011年還曾通過去西部某省支邊，為自己的仕途加分，但今年歸來發現晉升空間未變。

姜力現在是副科長，晉升速度“算是正常”，但科長一職將是他晉升的天花板，突破了就能繼續往上走，否則將長期“原地踏步”。所謂的隱性福利，甚至灰色收入，仍算是基層員工的他，并無機會觸及。

姜力說自己經常加班，精神壓力也大，如果辦案出現差錯，輕則處分，重則開除甚至判刑。他的前同事中有辭職當律師的，也有通過個人努力或關系調往更好單位的。他計劃繼續“騎驢找馬”，通過遴選或公務員考試，成為省一級或市一級單位機關的公務員。

在他看來，目前自己級別和積累的資源，尚不足以支撐自己跳出體制，相比市場化的職業，他說公務員的身份讓自己“更有安全感”。

已有上海戶口的洪杰亦不想跳出體制，雖然新國家領導班子上臺后，傳統的“年夜飯”也已取消，最近還有降薪的傳聞，但對于現在的工作，整體比較滿意。“不想（出來），我買了房子就更不愿意出來了，我一出來壓力多大啊？”

（除朱學東外，其他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