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樓繼偉：中國經濟放緩是健康調整

200億南南合作基金是重大貢獻

日報：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于今年年底在法國巴黎召開，各國十分關注氣候資金問題，您對此有何看法？中國在其中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樓繼偉：今年11月份就要在巴黎召開氣候變化大會。根據哥本哈根協議，發達國家分步到位，承諾到2020年每年要動員1000億美元的氣候變化資金來支援發展中國家。這次會上個別機構提出了一些換算公式，這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但其中計入算作發達國家履行承諾的部分，算得稍微多了點，不是那么科學。我們希望更為平衡。距離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還有不到2個月的時間，能不能找到一個好的方法來計量發達國家應有的貢獻？這個問題剛剛提給財長們，還沒有共識。

而中國呢，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國正在大規模地減排，我們幾乎是唯一一個承諾到2030年減排目標的發展中國家。

另外，我在會上也提到習主席宣布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最不發達國家來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基金將和發達國家貢獻的資金相聯系，來幫助最不發達國家建立起利用這些項目的能力，比如做可行性研究、前期工作和配套工作中遇到的困難。這是中國的重大貢獻。

其次，我們和發達國家是有區別的。發達國家要先實現自己的承諾，200億元人民幣的南南合作基金是與之逐步配套的。

我們是“南”的一方，同時要幫助更窮的“南”來用好發達國家的錢，去做好項目。

明年G20峰會將關注金融穩定

日報：中國作為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主辦國，在財金議題方面我們有何設想？

樓繼偉：G20的“三駕馬車”結構，即上一年主席國、現任主席國和下任主席國的“三駕馬車”機制，中國從12月份即將接棒。這是一個帶有延續性的機制，因此明年我們首先會繼續保持傳統議題的討論和落實，并在此基礎上突出一些重點。

傳統議題上，當然每次都要討論宏觀經濟形勢。比如國際稅收問題分兩點：BEPS和稅收信息交換。現在大家已經達成了一個行動協議。明年我們的重點就是如何落實和實施。

此外，還有金融穩定的問題。G20會議升級為峰會緣于雷曼兄弟事件后出現的金融危機，因此維護金融健康始終是一個題目。當然，雷曼兄弟事件爆發也證明了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是有弱點的。如何來克服和補救這些弱點，這是一直在討論的問題。

最近，大家都認識到全球缺乏投資。澳大利亞擔任主席國時提出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簡稱PPP）的概念。中國也在方興未艾，想辦法擴大投資。

另一個題目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看到歐洲的分化——那些表現好的國家都是結構性改革取得重大進展的；仍舊不行的，就是結構性改革那關過不去。所以，結構性改革將作為一個重點。我們想歸納出一些可度量的指標。這是技術問題，大家還要討論并取得共識。

日報：參與這次年會，您有一些什么感受？

樓繼偉：與年會有關的是新老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問題。比較有代表性的新機構是新開發銀行（NewDevelopmentBankBRICS）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下稱“AIIB”），今后可能還會有更多，和老的國際金融機構比如世行，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新的機構是補充也是促進。新機構的產生促進了世界銀行擴大其貸款規模。過去兩年，世行的貸款承諾額增速較原來快了許多，這是好事。

我們會學習老的金融機構一些好的做法。但是一些官僚主義、繁文縟節和過分苛刻的貸款條件，我們是不學的。世界銀行也希望能從中獲得動力來做一些改革。這是一個互相促進、相互學習的機會。中國是兩個新機構的股東，而且AIIB我們還是第一大股東，要發揮我們的作用積極往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