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李歐梵：中國作家寫得太快太多

危機不是文學問題而是對文字不夠嚴謹

北青藝評：老是有人在憂慮文學式微的問題，您怎么看的？

李歐梵：現在的危機不是文學的問題，而是大家對于文字不夠嚴謹，不夠重視，比如說中文，有多少人可以像臺灣的作家王文興一樣，每天只寫不超過300字，不停地在改他的文本。雖然你也可以說他最后寫出來也不見得怎么樣，可是呢，他那種敬業的精神值得學習。

現在的中國文壇，我的看法就是，大家寫得太快了，出書太多、太快，連我們都看不及。作家的創作欲太旺了，簡直是難以想象的快，就像中國的發展一樣太快了。對我來講，文字的琢磨是要花很多工夫的，不然的話你搞別的算了。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很多人認為文字的功能會被視覺的媒體所取代，照相也好，電影也好，手機也好。吃飯的時候先拍照，先傳給朋友，不寫了，一個照片就夠了。我就希望你能不能把這道菜用你最好的文字寫出來，沒有人做這個嘗試。普魯斯特在他的《追憶似水年華》一開始就講那個法國小餅干的味道。普魯斯特不知寫了多少天，就寫了那一段，那一段大概有兩三頁。我曾經請人把那段話用法文讀出來，簡直跟音樂一樣，那種文字魔力，不管你懂不懂法文都能感受到那種美。

北青藝評：不怎么看當代作品，那您最近都在看什么書？

李歐梵：重讀經典。我去年在學校講到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西洋公認最偉大的小說是什么呢？是《堂吉訶德》！我沒看過，于是我從頭看到尾，發現真了不起， 我就從他那條路數根據昆德拉提出來的那些作家，開始看，看英文的《夢游者》。我現在正在看奧地利作家羅伯特·穆齊《沒有個性的人》。維也納世紀之交的這些作家，他們是寫整個文化傳統的沒落，另外，還有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魔山》……俄國的東西我也在重看，《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

北青藝評：俄羅斯文學好像在大陸近年來也開始重新熱起來，重讀這些作品有什么新發現嗎？

李歐梵：大家又開始讀俄羅斯文學，這個應該提倡。重讀《安娜·卡列尼娜》有一些小發現，我現在覺得第二條線比第一條線還重要。我現在很喜歡凱蒂，以前沒發現，列文向凱蒂求婚那個場景，玩字母游戲，哎呀好美啊，比我跟我太太求婚還美，以前完全被忽略，就這種小發現。再次看《戰爭與和平》，原來里面有很多法文啊，我第一次看是中文的，現在聽說新的版本那個法文下面完全注出來了，不知道你們看過沒有。我以前沒想到這些，現在發現了。

北青藝評：現在看那些小說不會覺得啰唆嗎？

李歐梵：以前我看覺得好啰唆，現在看完全不覺得啰唆。托爾斯泰自己說《戰爭與和平》 不是他的小說，真正的小說是《安娜·卡列尼娜》，一句廢話都沒有，每一句都很平淡，句句都是重要的，我找不到一句廢話。這才是偉大，偉大不是說寫得“艱深難懂”,句子長長的。

文學批評不是用“艱深”的理論文字來嚇唬你

北青藝評：現在很多人認為不管是文學批評和電影批評，只有批沒有評，您覺得呢？

李歐梵：文學批評叫做literary criteria，這個本來是很重要的觀念，中國一些古典的批評家，也是從文字的本身出發，延伸到文字帶動出來的文化背景、作家生平，就是把一個作品的來龍去脈前景后景，放在一個獨特的視野里面，讓讀者得到一些新的見解。而不是說我用一套“艱深”的理論文字來嚇唬你，這種叫做半調子理論。所以真正的文學評論是很花時間的，因為至少它有一個假象，批評本身真的要博覽群書之后才能夠寫。我心目中有好幾位批評家，你看夏志清就是一位文學批評家多于文學史家，他那個《中國現代小說》基本上是一個文學批評的論集，他加了一些政治偏見，可是他寫錢鐘書、張愛玲的時候很精彩啊，這是文學批評。西方就更多了，中國我不知道因為什么原因，就是似乎文學理論很多，可是文學批評呢，沒有人教。

我們覺得文學理論不能夠凌駕于文本，應該是先有文本后有理論。我反對過度地理論化，就是要把一個文本湊成一個理論的框架，可是理論有它的好處，就是幫助我們思考，對我們有啟發，有什么問題想不出想不透的話，看一下理論，噢，原來可以這么看，所以我也非常喜歡理論。作為文化批評的大師，本雅明真的很了不起，我現在迷到什么程度，中文翻譯已經不夠了，英文翻譯也不夠，我就想看他的德文的，我哪一年可以懂他的德文的妙處呢。

北青藝評：王德威也是近年來備受好評的批評家，但是也有人對他提出一些質疑，覺得有些“過度詮釋”？

李歐梵：詮釋研究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叫做misreading,就是故意地誤讀；一種就是overeading, 過度地誤讀。這兩種都不見得是壞事，至少現在的文學理論有這種說法，它的來源就是說原作者的意旨，和文本寫出來的文章，是兩碼事。比如說沈從文，我們從沈從文的文本里面看出來的東西，由他來解釋，到底沈從文是不是這樣想的，沒關系。現在一個新的做法就是把沈從文一生的一些特別的時辰，比如說他“文革”畫的那幾幅畫，這是另外一個文本，和他的經驗感受和他的小說合在一起。這個蠻創新的，我覺得很了不起，寧愿它過度誤讀，沒關系，過度的闡釋我覺得可以的，因為大家可以爭論嘛。我反對的是一言堂式的,就是中國多年來，對魯迅就是一言堂式的，把好的魯迅作品都讀壞了。

北青藝評：許子東老師認為文學批評處在百年來最弱的時期，您同意嗎？

李歐梵：我不太清楚他講這個話的背景。我理解他是不是說中國大陸這種很尖銳的幾乎是近于謾罵性的批評很多，有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而真正扎實的有思考的有深度的批評比較少了。或者說，寫批評文章的人少了，影響力小了，因為當年，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各種雜志出來，隨著創作的東西出來，批評者也出來了。有個新的作品出來，馬上有很多人在評論，甚至于李陀當年獨領風騷，一個新的什么理論出現，他就跟著那個寫。現在批評家沒有這樣的力量了，當時呼風喚雨式的批評家，少了。這也可能有種種的原因，有的作者可能覺得我管你怎么批評，只要我有一百萬讀者就夠了；或者說我寫我的，你們根本不行了；也有一些人寫的是新文體，批評的人哪里懂得我的科幻小說。

北青藝評：很多作家以前是走在批評家后面，現在走在前面了。有的作家也開始發表批評文章，比如閻連科的《發現小說》。

李歐梵：閻連科的小說我看過，他的批評文章我還沒看，他的小說越寫越好。起先我不見得那么欣賞，我覺得他文字比較粗糙，可是最近我覺得他越寫越好，以前別人把他捧得很高，我覺得文字不夠好，可是現在我覺得他自己花了工夫，他蠻用功的。

張藝謀《金陵十三釵》簡直不應該拍的

北青藝評：作為一個古典音樂迷，你也寫過很多樂評，特別是馬勒，你為什么那么喜歡他？

李歐梵：我寫了好幾篇馬勒的文章，馬勒的音樂代表了我們整個人類生活的生死煎熬。我們的困境，我們的感情，他是赤裸裸地用音樂把它表達出來，所以外行人也能夠感同身受。我們不需要音樂的訓練，都會受到他音樂的感動，只要你有耐心聽一個鐘頭以上的交響樂就可以了。你的感情會跟著他的交響樂起伏，因為他自己說過他人生的世界就是音樂，他的音樂就是人生的世界，兩個分不開的。

有的人認為音樂的世界是一回事，自己的人生是一回事，比如斯特拉文斯基，他說“音樂就是音符，我用音符創造了我的世界，那就是音樂，跟我的生活沒關系，跟我是不是俄國人，住在哪里沒有關系”。馬勒正相反，馬勒癡戀般地寫下去，快要死了，一直寫死亡，所以我們看見很多他的音樂就是在講死亡，直到人的呼吸快停了都寫下來。他的《第九交響曲》，到最后我的解釋就是人的呼吸到那里慢慢地停下來了，然后靜止，到另外一個世界，全場靜住3分多鐘，就好像我們跟他進入了一個死亡的境地。我沒有感受到任何別的音樂是這樣子的。

北青藝評：您也寫過很多電影評論的著作，陳凱歌導演的《道士下山》最近上映批評也不少，很多人憤怒地覺得張藝謀、陳凱歌已經“江郎才盡”。

李歐梵：我不會批評別人江郎才盡，誰都不知道，很難講說不定突然又出來一個好作品。我擔心的反而是這兩位導演受到過度商業化的影響，特別是張藝謀，過度的商業化之后，他是為了賺錢而拍的，為大場面，為觀眾拍的。他們原來是為了電影來拍的，我最喜歡《黃土地》，那真是為了自己的理想拍的。現在如果說“江郎才盡”的話，就是他們可能太聰明了，以為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于是就不拍這種電影了。我認為不見得。我覺得一個真正好的藝術家，你拍三部賺錢的片子之后，就應該拍一部完全不管賺不賺錢的片子，偶爾張藝謀會有令人驚奇的東西，比如最近那部《歸來》還不錯。張藝謀的好片子都是這種小電影，可是他拍大片……最糟糕的就是《金陵十三釵》，那個簡直是不應該拍的，這樣講有點過分啊，我平常不這樣講話的。

北青藝評：您在大陸出生，臺灣成長，在美國度過大半生，如今定居香港，怎么看待兩岸三地華人文化的差異？

李歐梵：基本上我是一個多元主義者，我覺得文化最好不要一模一樣，所以三地有不同文化，我也是樂觀其成。臺灣有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在，那個底蘊就是儒家的底蘊，那種謙虛、和氣、善良、很注重人和這個社會的關系；香港和大陸這方面的底蘊少了一點，這在大陸是一個諷刺。中國大陸的文學，講得好的話是可以百花齊放，但是講得不好的話，寫得快，東西出太多，反而比不上臺灣和香港，港臺就是一個小東西，可是有的小東西很精致。

香港是比較接近臺灣一點，香港的特色就是作家少，嚴肅的作品少，所以都是花很多時間寫出來的，像董啟章，他那本書很少人看的。通俗文學其實也是從香港開始的，比如亦舒這些人。香港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大家都喜歡大眾化，第一小說家金庸，每人都看的，這可以說是香港特色。為什么金庸會在香港寫出來呢，就是因為香港在金庸那個時代，他的心目中的中國是個文化中國，他對整個的中國有那個憧憬，就寫出這樣的東西來了。可是金庸小說背后的這個文化中的理想，現在也凋零了，兩岸三地都找不著，也許中國大陸會出來。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