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真讀不懂中國房地產

批判“巴Ⅲ”

系統風險這個概念對許多人而言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說它陌生，是因為我們所看到的“系統性風險”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它難以獲悉更難以把控；說它熟悉，是因為無論在哪里，大部分金融市場一旦發生什么問題，都會將責任推給“系統性風險”。

作為專業的經濟學家，漢森是怎樣理解“系統性風險”的呢？面對這個問題，漢森再度拿出了他的“不確定性”理論。

“其實我們看到的所謂的系統性風險，并不是‘風險’，而是系統的不確定性。”漢森的這個定義引來了全場的竊竊私語。

面對場下觀眾異樣的目光，漢森報之一笑，點出了第一個“批判對象”——英格蘭銀行。

“英格蘭銀行在對海外銀行的監管過程中，作為金融指導的原則本身就應該受到質疑，政策的制定者本身做決策的時候沒有足夠的知識，甚至是錯誤的知識，就會導致整個模型系統本身具有很多不確定性。”漢森指出，“我們在執行過程中發現模型有缺陷，很多情況下是因為我們存在錯誤的信息，在面對許多模型的選擇中選擇了一個不完全正確的模型。”

漢森告訴記者，在金融危機期間，他參加了許多會議，很多政府、決策部門以及儲蓄銀行的官員們都在會議中認為，金融監管是一個越來越復雜的問題。

“這點我確實同意，但他們卻有這樣一種慣有思維，認為復雜的問題一定要用復雜的方法去解決，但事實并非這樣的。”漢森認為，“復雜的解決方案大多數是我們假裝了解了很多，假裝對結果的預測都是正確的。”

于是這次，這位經濟學家又將“批判矛頭”指向了巴塞爾協議Ⅲ。

“這個協議的目標是對金融進行合理的監管，本身這個協議就已經非常復雜了，而很多國家的金融監管條例又對巴塞爾協議Ⅲ進行了更加復雜的衍生。”漢森認為，監管部門在設計規則的時候，如果設計很復雜就會令人很難理解，它可能會成為新的不確定性的來源，而這些不確定性在人們知識有限的環境之下可能造成傷害。

對此，漢森特別警告了美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們。此前，市場傳出這樣一個訊息，美聯儲可能在未來退出零利率政策。對此，漢森認為，“如果現在宣布這種未來可能實施的政策，就會直接影響當前的宏觀經濟，如今我們的市場已經越來越不清晰，監管規則本身也越來越模糊，因此監管部門的斟酌能力也會越來越大，一不留神就會做出有偏見的決策。”

似乎是漢森的講話傳遞到了美聯儲官員的耳朵中去，6月21日，美聯儲利率決議后發表聲明，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維持近零利率水平。

“復雜的問題最好是用簡單的解決方案來解決。”對于這看似違反人類慣性思維的觀點，漢森有著自己的理論，“這其實是考慮到人們對問題理解的局限性。在解決復雜問題時候，有的時候就應該竭盡全力讓它變得更加簡單，減少整個政策所影響的領域，或者是減少一些模糊政策的執行。”

對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漢森還給出了這樣一條“金玉良言”——“一般來講，糟糕的政策始終是糟糕的政策，這是沒有辦法進行提高的，所以我們應該更多地去制定一些好的政策，同時也要更多去理解在做決策的時候，每個個人對決策的影響，以及決策受到哪些不確定性的影響。”

　　頑童與口吃

漢森之所以拿到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最大的貢獻便是發現了在經濟和金融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廣義矩方法（GMM）。而在此前，誰都不知道，這位看上去頗有學者風范，在講壇上侃侃而談的紳士，曾經不僅是個“搗蛋鬼”，還患有口吃。

1952年10月26日，漢森出生于美國伊利諾伊州，父親是猶他州立大學的學術副校長和生物化學教授。漢森的父母非常注重教育，除了生化學博士的父親，家里的三個兒子也全部擁有博士學位。漢森是家中最小的兒子，比他大7歲的大哥羅杰·漢森是土木工程博士，大他5歲的二哥特德·漢森是生物學博士。除此以外，兄弟三人的妻子中有兩位也是博士。而這樣的組合，一度被大哥羅杰戲稱為“被過度教育的家庭”。

不過，大學之前的漢森卻并不是個優秀的學生。從小學開始，漢森便患有語言障礙，俗稱口吃，在公共場合表現得尤其嚴重。“我仍然記得小學競選班長失利， 就是因為說話問題，之后很多年，我都避免公開演講。”但對一位學者來說，演講是無法避免的，漢森只有通過不斷的練習來提高演講能力，最終克服了語言障礙。

16歲上高中，漢森的成績很不穩定，“當時我的一位指導老師說我是一個C+學生，如果我非常努力地學習，可以得到B+。”漢森帶回家的報告卡上，“不尊重權威”被打上雙鉤，不過在漢森眼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其獨立思考的能力的印證。

當漢森進入猶他州立大學，他開始勤工儉學，在很多地方兼職過，包括一家動物科學實驗室，一家政治投票公司，并經營父母的農場。在學術上，漢森開始對社會學感興趣，主修政治學和數學。漢森后來對媒體表示，那段時間父母的耐心，以及允許他“大器晚成”對他非常重要。

除了深諳教育之道的父母，當時對漢森“感興趣”的老師中，有三位對他影響深遠：第一位是邁克爾·溫德姆，他讓漢森更好地理解和欣賞數學。第二位是教歐洲史的道格·阿爾德，他建議漢森“不要只是盲從別人的課程，應該發現你的獨特天賦并做不同的事”。漢森決定“做不同的事”，在大二結束時試著將數學、政治學和經濟學領域的興趣結合在一起。此后，第三位教授巴特爾·延森幫助漢森設計了一套速成的經濟學課程，使得他在大三修完本科經濟學必要的課程，并在大四接觸了部分研究生課程。而這一切都有助于漢森在短時間內申請到明尼蘇達大學的博士學位繼續深造。

在明尼蘇達，漢森不僅被允許在數學系之外增加經濟課程，更幸運的是，漢森遇到了兩位當時還是年輕學者的導師克里斯·西姆斯和湯姆·薩金特。他們被公認為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主要貢獻者，并共同分享了201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漢森的研究領域便是在這一時期成形，同時培養了他在經濟動態和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的興趣。

受西姆斯一些課程的影響，漢森開始從事大樣本近似參數的研究，其中一些研究發展成了后來的廣義矩方法。

廣義矩理論是漢森在芝加哥大學工作的第二年提出的。如今，這一方法在宏觀經濟和金融領域都有著廣泛的應用。在經濟學界看來，廣義矩理論是模型估算的集大成者，“搞經濟學研究基本上沒人不用漢森的理論”。

當然，由于漢森是與席勒和法馬共同獲得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對于其他兩位學者的評價便成為拋給漢森理所當然的問題。

對此，漢森略略壞笑道，“我記得席勒曾說過我們兩人是同一種觀點。但其實他們兩人都是我學術上的敵人。但既然作為諾獎的共同獲得者，我們三人的工作之間肯定是有共同點的。”

漢森進一步解釋，“我們都是用循證的方法來彌補不同模型之間的差距。法碼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挑戰了經驗數據方法的一些弱點，在金融市場當中我也受到了他們非常大的影響，我現在也希望能夠彌補宏觀經濟各種模型之間的差距，我們現在也在共同做一些協作，來制造更好的經濟市場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