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增談抗戰正面戰場：不能簡單用節節敗退形容

敵后戰場

整個敵后是一個大的戰略

“如果沒有敵后戰場的作用，也沒有辦法結束戰爭。我到臺灣收集史料，其中看到一本很厚的檔案，叫《中共破壞抗戰真相》。我說，我告訴你，憑你們這個狹隘的心，你們成不了大事。 我試問你一句，如果沒有敵后戰場的存在，你們正面戰場什么樣的你們能夠想象嗎？”在書中，王樹增專門寫了一章《日軍沒有后方》，來說明日軍在占領區的薄弱和敵后戰場的戰略意義。

王樹增根據史料計算過，八年抗戰期間敵后作戰的戰斗大概十多萬次，“我們不能把敵后的戰役規模和長沙會戰相比，我們的拿手好戲就是游擊戰和山地戰，不可能和百萬軍隊廝殺，兩種戰爭的樣式，不能那么比。”王樹增認為，可以把整個敵后作戰看成一個大的戰略行為， “敵后戰場多么殘酷是我們很難想象的，沒有軍餉，沒有彈藥，如果你有100多萬軍隊，光每天吃飯要吃多少，誰養活，子彈從哪里來，我們也沒有工業能力，我們也不是執政黨，我們沒有國家資源，可見其艱苦程度”。

王樹增說，“我們對血和命的評價要格外謹慎，他們的命不是為了自己掙錢，是為了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和尊嚴，我們要懷著十二萬分的敬畏去體諒他們，寬容他們，理解他們。因此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相互配合形成了中國戰場的獨特風景。 從前沒有這樣一個戰爭的局面，在一個大的戰場上分成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只有中國才有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

□對話

三方面理解抗戰中流砥柱

京華時報：你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人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這句話？

王樹增：我是認可這句話的，這個認可是我在多年研究和寫作當中逐漸形成的。我是個作家，不是軍事學家，但我想我能說清楚。

中國共產黨人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危亡的時候，首先倡導和支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時中國是什么樣子？當異族侵略，眼看就是亡國亡種的時候，這個一盤散沙的中國，需要凝結成一條心，這是重中之重。誰能做到這一點？蔣介石做不到，他不要說凝固全國的民心和軍心了， 他就連他的軍隊他都統一不了。那么共產黨人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的問題，就是出于這樣的一個目的，我們面對強敵我們必須把一盤散沙的中國軍心和民心凝結起來，用什么手段凝結都不為過，共產黨人做出巨大犧牲，帽徽都換了。共產黨人都做出這樣的讓步了，別的黨派你還能說不讓嗎？做出這樣的表率，而這樣的表率即使發生了皖南事變這樣的事情，都沒有變過，因為共產黨人知道，只要人心一散這個民族就完了。在這一點上講，就是凝聚全國軍心民心的中流砥柱。

第二，中國共產黨最早提出了抗戰的總的戰略決策就是《論持久戰》。我們現在讀《論持久戰》，還依舊十分的敬佩毛澤東的戰爭藝術和政治智慧。他1938年寫的，戰爭還沒打呢，他已經完全論述了這個戰爭將要經歷多少階段，每個階段戰爭樣式是什么，最后結局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八年抗戰最后每一個階段都驗證了他的話，準確無誤。國民黨方面類似的談話也有，沒但有一個像《論持久戰》這樣精辟、這樣完整和這樣系統的一個作品出來。我想在總體戰略上，共產黨人是有巨大貢獻的。

第三個就是敵后戰場。沒有敵后戰場，正面戰場絕不是這個樣子。我們始終一直在滯留著它幾十萬的部隊，我們牽制它的兵力從來沒低過40萬，這個日本檔案有記錄的。日軍是沒有后方的，如果說日軍在占領區能騰出兵力的話，我很難想象正面戰場上會打成多么的慘烈。

從這三個方面，我們可以說，在民族精神上、在戰略戰術上，中國共產黨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京華時報：關于百團大戰，我們應該如何認識？

王樹增：現在對百團大戰說法很多，這個那個的，但是你看看我的書，以前很少說過我們為什么要發動百團大戰，發動百團大戰的時機根本就不成熟，而且看起來是根本就不可理喻。1941年是我們最困難的時候，經過幾次掃蕩，我們的根據地大量地壓縮，我們的部隊損失非常大，各個抗日根據地也損失非常大，我們那時候抗日根據地已經被日軍切割得非常碎了。我們又沒有軍餉，我們又沒有武器，怎么去作戰，我們居然弄成了一個百團大戰，為什么那么打？

我們要看看在百團大戰前后發生了什么？蔣介石要和日本正兒八經坐下來談判的，而且差一點點就簽了協議了。這個談判是有史料支撐的，這個談判是有檔案

的。我都查到了它的原始檔案了，無非就是蔣介石有一個底線，關于“滿洲國”的問題，如果不存在這個問題的話，這個就簽了。

我們之所以在那個艱苦的時候拼盡最后一點力

量去打百團大戰，在政治上實際上就是遏制投降派的。這個不是我的判斷，是日軍的判斷，在日方檔案上有這句話，就是為什么共軍在這個時候敢于發動這樣的一個主動進攻。